对天津铁路运输检察院的几点疑问

    夜已深了，却迟迟不能入睡。今天是2月28日，2月的最后一天，明天就进入3月了，王宇也还有3个半月就出狱了。有了期盼，更增添了思念，多么希望3个半月在眼睛一闭一睁中就已过去。但在为了生计而举目无亲的威海，在这春寒料峭的夜里我却孤枕难眠，更显孤独与凄凉。也许只有梦才能摆脱这种苦闷、彷徨，慰籍自己孤寂的心灵吧。
     上午，天津铁路运输检察院反侵权渎职局又给我打来了电话，说是我的老父母上周五又去了检察院，了解他们对我的控告的处理情况。因我的老父母不是案件当事人，也不是控告人。所以，他们不能给予任何的回答。他们要求我去检察院，询问一些情况。我回答说，一，我在外地，暂时还回不去；二、两级检察院已经数次找过我谈话、做笔录，我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；三、我的控告，证据均取自王宇案卷宗，你们可以找卷宗制造者调查，而那可不是我弄的。但检察院的人还是要求我叙述一下事发当时的经过，我就如同背书一样，又把自己记得的、向各个机关重复了多遍的经过说了一遍。他就接着说还要给我做份笔录，还有一些细节问题要向我了解。呵，看来从整体上，我的举报已经得到了确认，差的只是一些细枝和末节了。但愿如此吧！
     不过，我还是有个疑问，为什么同是一个单位，公诉部门的孙惜权就大谈什么“由于角度、时机和表述方式不同肯定会有差异”而明确的抛弃了“细节”，到了侵权渎职部门，到了调查铁路派出所的警员韩建春时，就“还有一些细节问题要向我了解”，还要再给我做“笔录”？是不同的人不同的对待？还是不同的承办人不同的办案风格？我宁愿希望是后者。
     但我隐隐的觉得这里面有文章，隐隐觉得他们一次一次的叫我去检察院、去做笔录有问题。王宇就是因为轻信，两年多了，没能再回到家。我对他们已经失去信任，我不能相信他们会为了公正而把自己的衙门推到。而且我觉得，作为举报人，举报的问题基本符合事实就可以了，我没有义务老接受他们的调查。这到让我突然想到了很常见的“包庇式”共同腐败，在影响到他们的所谓“大局”时，他们是会想方设法的找理由为同党开脱而打击、压制举报人。倒不是说检察院的人接受了什么现实的财货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，我闹得太欢，而王宇案的定性所带来的影响又足以能够保住他们的声誉。所以，他们只有在一些“细节”上找我们的差错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