柏林墙案，士兵莫格.亨里奇奉命开枪射杀翻墙青年克利斯而被判刑。很多人的观点是：他只是奉上级指令行事，有罪的不应是他，他不应该受到刑事处罚。但是，法官的观点是：莫格.亨里奇违背了人类的普世价值，不加思考的执行了上级的错误指令，他是有罪的。
我也这样认为，莫格.亨里奇无权剥夺他人生命。因为人的生命与自由是天赋的，即便是克利斯违反了当时国家的某些强制性规定，也不能成为你奉命开枪射杀的理由。法官的判案依据，值得我们思考。
这也让我想起了王宇案中铁路法院的法官们，他们不同于联邦德国的法官，却相似于东德的士兵。一审的李海龙法官如是说：“你也知道，案子闹到这么大，我已经管不了了。”二审的王鼎法官也有类似的表述：“这个案子我个人说的不算，要由上面的审委会决定。”天津铁路运输法院主管刑事的副院长王平的话更直白：“我们也知道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继续羁押（王宇），但上面不同意放，我们就不能放，你可以告我们。”甚而连最高人民检察院信访中心的一位女检察官也如是说：“超期羁押？判了不就不超期了吗！”从这些执法者的口中，我们看到的，不是对人性良知的追求和神圣法律的信仰，而仅仅是对权势的服从。其实，他们也很无辜、同样无奈，因为他们明明看清了事实，也非常清楚法律条文的规定，但他们无能为力，因为他们不敢冲破那层世俗的官本位网络，他们要为自己今后的升迁、晋职着想，他们只能顺从，如此而已。从客观上讲，他们是受了胁迫的。所以说，他们是可怜的。
最终，他们执行了上级的指示，按照上级的意图，完成了任务，成为了帮凶。可由于办了冤案，他们在信心上肯定会受到打击，良心上肯定会受到煎熬。因为，每个人都不是孤立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，他同时受到法律的和道德规范的双重约束。因而，那种谴责和煎熬不是来自外界，而是发自内心。并且，就如同士兵莫格.亨里奇一样，中外很多的事件也都证明，责任的承担，到后来都会落在最下层的执行者头上，由他们来顶缸，由他们为错误的行为偿付代价。所以从实效上看，他们也是受害者。也就是说，他们是可悲的。
以上事例也让我感觉到，那唯一不受道德约束的，恰恰不是我们的法律，而是那些视法律如虚无、公然践踏法律、颠倒黑白的高高在上的权势者！因为，在权势者眼中，谁是法？“我就是法”！ 而帮凶就是审理个案的法官们，他们尊奉上级意图远远要高于遵行法律，执行上级的命令，远远要高于执行法律，如同莫格.亨里奇的奉命开枪。两者的结合，无论对国家还是对社会，为害都是大的。一个错误的决定，没人反对，反被无条件执行。丧失的，是社会的最基本公义。其结果，是“公权力”的无限制泛滥、私欲的无节制膨胀。最终，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崩溃，政府公信力沦丧。所以从本质上讲，法官们又成为了施害者。因而也可以说，他们是可叹的。
因此，柏林墙案应能为我们所借鉴。尤其是我们的法官，一定要本着法律人的良知和常识来判断个案，而不是对上级的盲从。因为“依命而行”是违背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这一最基本法律原则的，它本身恰恰就是强权政治在司法中的体现。“依法治国”理念的实现，光喊口号不行，要切实的依靠每位法官本着诚实的良心践行。
没有评论:
发表评论